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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5）濱功民初字第1184號

原告天津某某工程建設監理公司，住所地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鯤鵬街*號*號樓*門*2。

法定代表人陳某某，總經理。

委托代理人周暉，天津師匯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王磊，天津師匯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馬某某。

原告天津某某工程建設監理公司訴被告馬某某勞動合同糾紛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由代理審判員王玉強適用簡易程序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天津某某工程建設監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暉、王磊，被告馬某某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訴稱，被告于2008年4月1日起在原告處工作，2014年4月9日被告私自變更勞動合同，將崗位變更為綜合管理部副部長。首先，原告公司領導班子于2014年4月9日召開會議形成包括任命被告為綜合管理部副部長的決定，但該文件系2014年4月11日下發承辦部門綜合管理部，被告變更勞動合同的日期為2014年4月9日，該變更早于文件下發日期，故勞動合同的變更并未經雙方達成合意，而是被告利用職務便利單方變更。其次，根據原告的規定，對于職工的聘任應由經理任命，被告勞動合同變更蓋章的“李賀南”已于2014年3月31日被天津市監察局予以行政撤職，而新任經理并未到任，故被告的職務晉升不符合公司規定。第三，被告并未在工作中實際履行綜合管理部副部長的職務，始終從事原主管職務的工作內容。故原告無需按變更后的崗位支付被告工資。同時，被告系主動辭職，原告并無拖欠工資的行為，故原告無需支付被告經濟補償金。

為此，原告提供了以下證據：

證據1、仲裁裁決書，證明本案已經經過了仲裁前置程序，原告不認可仲裁裁決；

證據2、天津市監察局的決定，證明天津市監察局在2014年3月31日對原告公司經理李賀南已做出了處分，李賀南不再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

證據3、《關于聘用鐘某某等同志職務的決定》、公文擬稿紙，證明該決定系2014年4月9日作出，對決定會簽的5個人當中韓飛不是黨委成員，本次會議程序上違法，同時證明該任命決定必須通過黨委決定后才予下發；

證據4、《黨委會紀要》，證明原告的上級天津某某工程咨詢公司黨委認定《關于聘用鐘某某等同志職務的決定》不符合聘任程序規定，對該聘任予以糾正；

證據5、《簡報》，證明根據上級黨委的會議紀要，原告糾正了對包括被告在內五人的晉升；

證據6、《關于天津某某工程監理公司與職工馬某某合同變更無效的說明》，證明原告對被告等人擅自變更合同予以糾正；

證據7、工資表，證明原告已經足額向被告發放工資；

證據8、公司管理層崗位薪酬管理辦法，證明原告對于員工的薪酬有明確的約定，根據該辦法，原告無需支付被告績效工資；

證據9、公司員工崔毅鵬的勞動合同書，證明被告親自變更了崔毅鵬的勞動合同，故被告自己的勞動合同亦由其本人利用職務便利變更。

被告辯稱，仲裁裁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認可該裁決。首先，雙方勞動合同的變更是在雙方協商一致的情況下通過書面形式變更，且是經過公司領導班子集體討論通過的，因此勞動合同的變更是在雙方達成合意的前提下進行的。其次，李賀南被天津市監察局予以行政撤職，不影響公司對被告的任命，公司領導集體作出的決定是有效的。第三，被告之所以沒有實際履行綜合管理部副部長職務，是因為原告新任法定代表人將綜合管理部分拆，惡意規避對新任命人員的使用，不予提供必要的勞動條件。綜上，原告應支付被告工資差額，并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法院應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為此，被告提供了以下證據：

證據1、《關于聘用鐘某某等同志職務的決定》，證明被告的提職系原告公司通過正式文件決定；

證據2、勞動合同書，證明雙方勞動合同已于2014年4月9日將崗位變更為綜合管理部副部長職務，薪酬待遇相應調整；

證據3、工資卡，證明被告離職前12個月的薪酬情況；

證據4、辭職申請書，證明因原告未足額支付工資，被告被迫提出辭職；

證據5、受控文件發放記錄（行字文和黨字文），證明提職決定系原告公司下發的紅頭文件。

經審理查明，原被告為勞動合同關系，雙方簽訂了書面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期限自2008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合同到期后雙方續簽至2018年3月31日。該合同約定被告的崗位為綜合管理部主管，工時為標準工時，每月工資2050元，其余績效獎勵部分依照公司績效考評結果兌現。

2014年4月9日，原告公司形成《關于聘用鐘某某等同志職務的決定》，其中，聘用被告為公司綜合管理部副部長職務。當日，被告的勞動合同變更為：自2014年4月9日開始，崗位調整為綜合管理部副部長，并按該崗位標準享受各項薪酬福利。對此，原告稱被告利用職務便利自行變更，被告稱其為人力資源主管，事務性的工作不由其做，該合同變更系其交付部門員工宋某某所做。

《關于聘用鐘某某等同志職務的決定》于2014年4月11日下發承辦部門綜合管理部。2014年5月15日，原告公司的上級單位天津某某工程咨詢公司黨委召開會議并形成會議紀要：經核實，天津某某工程建設監理公司（原告）2014年4月11日印發的《關于聘用鐘某某等同志職務的決定》不符合該公司中層管理崗位總經理聘任程序規定，現由天津某某工程建設監理公司黨委對于該聘任事項予以糾正。2014年5月19日，原告公司在公司簡報中刊發了天津某某工程咨詢公司黨委的上述決定。2014年5月21日，原告公司人力資源部確認被告變更合同無效，并在變更合同部分加蓋了無效章。又，時任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黨委書記、經理李賀南已于2014年3月28日被天津市監察局給予行政撤職處分。

2014年12月31日，被告向原告提出辭職，理由為：今年4月份后，公司一直未能按照與我簽訂的勞動合同的約定，及時足額支付我的勞動報酬，處于無奈，現本人向公司領導提出辭職申請。又，自原告2014年4月9日形成《關于聘用鐘某某等同志職務的決定》至被告辭職期間，被告的崗位無變化，工資仍按原主管級別發放工資。

另查，原告《公司管理層崗位薪酬管理辦法》中規定：公司及專業公司管理部門主管及以上崗位實行年薪制；年薪制工資是由證件補貼、基本年薪（含崗位工資和基本績效）、獎勵績效和其他津貼、補助組成；崗位工資按基本年薪的相應比例逐月發放，年終根據績效考核兌現基本績效；一級主管基本年薪8萬元，日常工資按基本年薪的80%逐月發放，月崗位工資5300元；部室副部長（副職）基本年薪10萬元。日常工資按基本年薪的80%逐月發放，月崗位工資6600元；績效工資包括基本績效和獎勵績效（超額績效和節約績效），績效工資按照績效考核結果發放；除正、副經理外，其他崗位年薪制員工的基本績效為基本年薪的20%，依據績效考核與民主測評結果年終兌現；超額績效：在滿足基本收入指標和成本指標的前提下，超收部分公司以收益的50%獎勵專業公司班子及主要員工；節約獎勵：在滿足基本收入指標的前提下，成本節約部分由專業公司支配，用于獎勵或跨轉使用；年薪制員工在任職期內，如因個人原因結束任職或因不能滿足工作需要、違法違紀等情況被公司解聘或降級使用，則不予兌現或酌情兌現剩余年薪；績效工資具體發放辦法以年度績效工資發放原則或相關規定為準。又，被告享受一級主管年薪待遇，其2014年度每月的工資包括：崗位工資5250元、司齡工資200元、補助85元。原告未向被告發放2014年度的基本績效和獎勵績效。對此，原告稱因被告離職故未對被告進行績效考核和民主測評，進而未支付其基本績效工資。被告稱基本績效只要員工不犯嚴重錯誤，一般情況下均予以發放。庭審中，雙方均認可上一年度基本績效的發放時間為轉年度年初發放。此外，在仲裁庭審中，原告曾陳述對于管理崗不作績效考核，如果不發生嚴重錯誤均發放基本績效工資。

再查，被告于2015年1月14日向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要求原告支付2014年未足額支付的年薪40012.63元；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72499.58元。后該委裁決原告支付被告2014年未足額支付的年薪27150元；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66956.67元。該裁決作出后，原告不服訴至本院，被告未起訴。

以上事實，有仲裁裁決書、勞動合同書、辭職申請書、《關于聘用鐘某某等同志職務的決定》、《黨委會紀要》、《簡報》、《關于天津某某工程監理公司與職工馬某某合同變更無效的說明》、《公司管理層崗位薪酬管理辦法》、工資卡、受控文件發放記錄以及當事人的陳述予以證實。

本案的焦點問題在于被告的勞動合同變更是否有效，對該問題的認定直接決定原告是否存在未足額支付工資的情形以及被告以此為由向原告提出辭職，原告是否應支付經濟補償金。

本院認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勞動合同的內容。本案中，原被告的勞動合同變更是否生效取決于該變更行為是否為雙方達成合意所致。盡管雙方的勞動合同在形式上發生了變更，但在公司提出異議的情況下應對公司的意思表示作實質性分析。原告作為自然人，可直接作出意思表示，而公司作為擬制的法人，其任何管理決策系由公司組成人員按照一定的程序作出，故認定該變更是否為原告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其實質在于原告公司的本次任命是否合法有效。對此，本院進一步認為，不同的公司性質均有其決策程序，原告作為國有企業，其對于中層管理人員的任命自然有其相應規定和要求，對此，應以原告公司相關決策機構的認定為依據。現原告公司上級黨委已認定原告公司的本次任命不符合聘任程序，且原告公司亦予以糾正，結合原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黨委書記、經理確已在2013年3月28日被行政撤職的實際情況，顯然，原告公司于2014年4月9日所作出的人員任命并未生效。進而，原被告勞動合同的變更并未發生變更效力。

關于雙方所爭議的2014年未足額支付的年薪，對此，應分為兩個部分進行認定。第一部分是被告所主張的因職務調整所帶來的年薪差額，同上述，雙方的勞動合同變更并未生效，且被告亦未實際變更工作崗位和內容，故對于該年薪差額，原告無需支付被告。第二部分是基本績效和獎勵績效。關于基本績效，根據原告公司的薪酬管理辦法，基本績效工資為年薪制工資的組成部分，年終根據績效考核兌現基本績效。該辦法并未規定績效考核與基本績效工資的對應關系，而根據原告在仲裁階段的陳述，對管理崗并不作考核，只要不犯嚴重錯誤均予發放，故原告應支付被告基本績效，該基本績效數額為16000元。對于原告認為根據薪酬管理辦法的規定即年薪制員工在任職期內，如因個人原因結束任職或因不能滿足工作需要、違法違紀等情況被公司解聘或降級使用，則不予兌現或酌情兌現剩余年薪，故原告無需支付被告基本績效工資的主張，根據該規定的文義理解，該“任職期”系指完整的任期年度，而被告在2014年度系完整的任職期，故原告該主張不能成立。關于獎勵績效，根據原告公司薪酬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該獎勵績效為原告自主決定范疇，被告無權主張該獎勵績效。

關于雙方所爭議的經濟補償金，被告辭職的理由是自2014年4月份，原告未按照與其簽訂的勞動合同的約定，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故被告辭職的理由是原告未按照職務調整后的崗位足額支付工資，同上述，該勞動合同的變更并未生效，故被告所稱的事實理由并不成立。同時，根據雙方的陳述，基本績效工資的發放時間為2015年初，而原告辭職的時間為2014年12月31日，可見，在原告辭職時還未達到基本績效工資的發放時間和條件，故即便被告辭職理由所稱的“未足額支付勞動報酬”包括2014年度的基本績效工資，被告的該主張亦不成立。因此，被告主張其被迫解除勞動合同，要求原告支付經濟補償，沒有法律和事實依據，本院不予支持。對于原告無需支付被告經濟補償金的訴訟請求，本院予以支持。

綜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四十七條、第五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五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原告天津某某工程建設監理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被告馬某某2014年未足額支付的年薪差額16000元；

二、原告天津某某工程建設監理公司無需支付被告馬某某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66956.67元；

三、駁回原告天津某某工程建設監理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案件受理費減半收取5元，由原告承擔2元，被告承擔3元。被告應承擔部分于上述給付期間逕行給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代理審判員　　王玉強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書　記　員　　王天遠

勞動合同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