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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2013）渝五中法刑初字第00106號

公訴機關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五分院。

被告人趙某，2012年9月11日被捉獲，次日因涉嫌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7日被逮捕。現押于重慶市某區看守所。

辯護人劉海燕，重慶原野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龔鑒波，重慶鼎山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戴某，2012年10月22日因涉嫌犯貪污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6日被逮捕。2013年9月3日經本院決定取保候審。

辯護人周雪琴，重慶原野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朱代恒，重慶原野律師事務所律師。

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五分院以渝檢五分院刑訴［2013］29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趙某犯貪污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告人戴某犯貪污罪，于2013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五分院指派代理檢察員李璟梅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趙某及其辯護人龔鑒波、劉海燕、被告人戴某及其辯護人周雪琴等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經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五分院以需補充調查為由建議延期審理，本院決定延期審理。現已審理終結。

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五分院指控，被告人趙某與被告人戴某系夫妻關系。2007年至2012年，趙某先后分別擔任原重慶市某區交通局（后更名為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財務審計科科長、重慶市某區某有限責任公司財務負責人、重慶江合高速公路某建設指揮部財務組組長、重慶繞城高速公路某建設指揮部財務組組長。其間，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單獨或者伙同戴某騙取、侵吞上述單位、公司公共財物共計人民幣（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289.183萬元。其中，趙某與戴某共同騙取公共財物共計6.5萬元。另查明，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檢察院在偵查過程中，依法扣押、凍結了被告人趙某的現金741.975萬元；銀行存款502.893159萬元；房產4套，共計投入67.807048萬元；車輛1臺，投入39.9萬元等財產及查明的消費性支出共計31.9419萬元；房屋裝修款15萬元，共計折合1399.517107萬元。其中，趙某、戴某犯罪所得共計289.183萬元；趙某及其家庭成員能夠說明其來源合法且查證屬實的折合509.340685萬元。差額600.993422萬元，趙某不能說明來源合法。

為證實上述事實，公訴機關舉示了相應證據。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趙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單獨或者伙同他人多次侵吞、騙取公共財物共計人民幣289.183萬元；被告人趙某的財產、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對人民幣600.993422萬元的巨額財產不能說明來源，差額特別巨大，應當以貪污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責任。且被告人趙某在共同貪污的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趙某犯有數罪，處罰時還應數罪并罰。被告人戴某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多次共同騙取公共財物人民幣6.5萬元，應當以貪污罪追究其刑事責任。鑒于其在共同貪污的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從犯，處罰時還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七條之規定。提請本院依法判處。

被告人趙某對起訴指控的罪名無異議，對起訴指控貪污金額有異議，提出附機打發票的報賬單沒有修改，虛報的辦公經費44萬余元和虛報的公路維修資金83萬余元是代江津區交通委員會保管，其具有自首情節。其辯護人提出的辯護意見與趙某的辯解相同。

被告人戴某對起訴指控的事實和罪名無異議。其辯護人提出，戴某受妻子趙某指使而修改報賬單，在共同犯罪中系從犯；戴某認罪態度好，涉案金額不大，全部退贓，請求對戴某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

經審理查明，一、貪污的事實：

被告人趙某與被告人戴某系夫妻關系。2007年至2012年，趙某先后分別擔任原重慶市某區交通局（后更名為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財務審計科科長、重慶市某區某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某公司，國有獨資公司）財務負責人、重慶江合高速公路某建設指揮部（以下簡稱：江合高速公路指揮部）財務組組長、重慶繞城高速公路某建設指揮部（以下簡稱：繞城高速公路指揮部）財務組組長。被告人戴某于2006年2月至2012年2月在某公司任駕駛員，同時承擔江津區交委和高速公路指揮部的駕駛工作。2007年至2010年間，趙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單獨或者伙同戴某騙取、侵吞上述單位公款共計人民幣（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282.583萬元。其中，趙某與戴某共同騙取公共財物共計6.5萬元。具體事實如下：

（一）2007年7月至2011年10月，被告人趙某分別利用擔任原重慶市某區交通局、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財務審計科科長、某公司財務負責人、江合高速公路指揮部財務組組長、繞城高速公路指揮部財務組組長職務上的便利，在領導安排經手報銷上述單位、公司相關費用的過程中，采取在報賬使用的《票據貼件單》“總計金額”一欄中僅填寫小寫金額，不填寫大寫金額，待領導審簽后，再將小寫金額進行填加、涂改的方式，虛增報賬金額進行報銷，并將虛增部分占為己有。通過上述手段，趙某先后116次騙取原重慶市某區交通局、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公款37.2萬元；先后175次騙取某公司公款63.2萬元；先后70次騙取江合高速公路指揮部公款22.3萬元；先后88次騙取繞城高速公路指揮部公款25.7萬元，共計148.4萬元。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舉證、質證的下列證據證實，本院予以確認：

1、立案決定書證實，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檢察院于2012年9月11日對趙某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一案進行立案偵查。

2、《到案經過情況說明》證實，2012年3月，江津區檢察院在辦理江津區交通委員會副主任廖某受賄案時，發現江津區交通委員會財務審計科科長趙某亦存在經濟問題，經過初查后，于2012年9月11日依法對被告人趙某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立案偵查。在后續偵查中，偵查人員調取并審查了趙某及其丈夫戴某在江津區交委、江津區某公司、江津江合和繞城高速公路指揮部的報銷單據，發現趙某和戴某作為經辦人的報銷單據部分存在明顯添加、改動小寫數字的嫌疑。經過進一步加大偵查力度，戴某和趙某相繼供述了二人共謀騙取公共財產的事實。

3、任職文件、公務員登記表、干部任免審批表、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出具的說明證實，趙某于2002年9月從移民局調至江津區交通局，任財務審計科副科長，2003年7月任交通局財務審計科科長至2013年1月。江津區某有限公司是原江津市政府的公司。2007年6月7日經交通局黨組會研究同意趙某兼任某公司出納。趙某于2003年1月至2012年9月任交通局的出納，于2007年7月至2012年9月任某公司出納。區交委于2010年1月制定的財務管理制度規定，原始憑證必須有經辦人簽字、分管領導簽字和主要領導簽字，才能報銷。某公司未單獨制定財務管理制度，依照交委的財務管理制度進行管理。

4、企業法人營業執照、開戶許可證、稅務登記證、組織機構代碼證證實，重慶市某區某有限責任公司成立于1997年8月5日，性質是國有獨資，經營范圍：受政府委托對江津轄區內的公路進行經營管理；交通技術咨詢服務；銷售建筑材料、鋼材、日用工業品。

5、《江津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成立重慶江合高速公路某建設指揮部的通知》證實，2005年9月30日經江津市政府研究決定成立重慶江合高速公路某建設指揮部，指揮部設在江津市某有限責任公司，張某某兼任指揮部辦公室主任。指揮部下設六個工作協調小組，其中趙某任財務組組長。

6、《江津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成立重慶繞城高速公路某建設指揮部的通知》證實，2004年7月14日經江津市政府研究決定成立重慶繞城高速公路某建設指揮部，指揮部設在江津市某有限責任公司，張某某兼任指揮部辦公室主任。指揮部下設六個工作協調小組，其中趙某任財務組組長。

7、《重慶繞城高速公路某建設指揮部財務管理暫行辦法》、《重慶江合高速公路某建設指揮部財務管理暫行辦法》證實，指揮部在銀行開設的賬戶，用于征地拆遷補償款的發放及指揮部的日常收支，專款專賬專用。財務支出實行“一支筆”簽字審批制度，所有支出票據必須是正規的正式發票，發票上至少是兩簽字一審批。即：經辦人簽字并注明用途，相關領導審核，最后送領導審批。

8、《中共重慶市某區委、重慶市某區人民政府關于重慶市某區人民政府機構改革的實施意見》證實，2009年12月24日交通局更名為交通委員會。

9、《技術協作工作說明》、《文件檢驗鑒定書》證實，對江津區檢察院提取后送檢的江津交委的306張票據貼件單逐一用體式顯微鏡、VSC5000文檢工作站進行顯微放大及熒光、紫外光、透光等檢驗，發現其上總計金額欄目內的阿拉伯數字有添改跡象，其中116份添改特征明顯。送檢的江津區交通委員會會計賬冊內的《江津市交通局票據貼件單》共116張檢材上總計金額的阿拉伯數字均為黑色墨料手寫而成，字跡清晰可見，具備鑒定條件。逐一進行顯微放大以及熒光、紫外光、透光、側光等檢測，發現116張檢材上總計金額欄內的阿拉伯數字局部分別出現熒光反應不同、筆畫重描、起收筆異常、筆跡特征變化、筆順異常、筆痕、筆壓與其他不同，文字色料顏色有差別、數字布局不協調、形成先后順序異常等異常反應。說明該部分字跡非一次性正常書寫形成，存在添改事實。綜合檢驗所見，可以判斷這些數字是由“1”改成“4”或“6”或“7”或“9”，或是在千位或者萬位添加了“1”或“2”或“3”或“4”或“5”形成。鑒定意見：送檢的116張檢材總計金額欄目內的阿拉伯數字存在添改，修改金額為37.2萬元。該修改痕跡明顯的116份報賬單據的報銷時間從2007年8月起至2011年10月，經辦人均為趙某，簽批人均為夏某，報賬事由多數為接待和聯系工作，有四份的事由為辦公用品和支部活動。

對江津區檢察院提取后送檢的某公司304張票據貼件單逐一用體式顯微鏡、VSC5000文檢工作站進行顯微放大及熒光、紫外光、透光等檢驗，發現其上總計金額欄目內的阿拉伯數字有添改跡象，其中175份添改特征明顯。送檢的175張檢材上總計金額的阿拉伯數字均為黑色墨料手寫而成，字跡清晰可見，具備鑒定條件。對檢材逐一進行顯微放大以及熒光、紫外光、透光、側光等檢測，發現175張檢材上總計金額欄內的阿拉伯數字局部分別出現熒光反應不同、筆畫重描、起收筆異常、筆跡特征變化、筆順異常、筆痕、筆壓與其他不同，文字色料顏色有差別、數字布局不協調、形成先后順序異常等異常反應。說明該部分字跡非一次性正常書寫形成，存在添改事實。綜合檢驗所見，可以判斷這些數字是由“1”改成“4”或“6”或“7”或“9”，或是在千位或者萬位添加了“1”或“2”或“3”或“5”形成。鑒定意見：送檢的175張檢材總計金額欄目內的阿拉伯數字存在添改，修改金額為63.2萬元。該修改痕跡明顯的175份報賬單據的報銷時間從2007年8月起至2011年10月，經辦人均為趙某，簽批人均為夏某，報賬事由多數為接待和聯系工作，有10份的事由為交通專題片制作費、工程資料、辦公用品、工會活動、燈飾工程、慰問施工單位等。

對江津區檢察院提取后送檢的江津江合高速公路指揮部112張票據貼件單逐一用體式顯微鏡、VSC5000文檢工作站進行顯微放大及熒光、紫外光、透光等檢驗，發現其上總計金額欄目內的阿拉伯數字有添改跡象，其中70份添改特征明顯。送檢的江合高速公路某建設指揮部70張檢材上總計金額的阿拉伯數字均為黑色墨料手寫而成，字跡清晰可見，具備鑒定條件。對檢材逐一進行顯微放大以及熒光、紫外光、透光、側光等檢測，發現70張檢材上總計金額欄內的阿拉伯數字局部分別出現熒光反應不同、文字色料顏色差異、筆畫重描、起收筆異常、運筆形快實慢、筆順異常、筆痕、筆壓異常、數字布局不協調、筆畫形成先后順序異常等特征反應。說明該部分字跡非一次性正常書寫形成，存在添改事實。綜合檢驗所見，可以判斷這些數字是由“1”改成“4”或“6”或“7”或“9”，或是在千位或者萬位添加了“1”或“2”或“3”形成。鑒定意見：送檢的70張檢材總計金額欄目內的阿拉伯數字存在添改，修改金額為22.3萬元。該修改痕跡明顯的70份報賬單據的報銷時間從2007年7月起至2011年8月，經辦人均為趙某，簽批人均為夏某，報賬事由均為接待和聯系工作、會務費。

對江津區檢察院提取后送檢的繞城高速指揮部183張票據貼件單逐一用體式顯微鏡、VSC5000文檢工作站進行顯微放大及熒光、紫外光、透光等檢驗，發現其中88份添改特征明顯。送檢的88張檢材上總計金額的阿拉伯數字均為黑色墨料手寫而成，字跡清晰可見，具備鑒定條件。對檢材逐一進行顯微放大以及熒光、紫外光、透光、側光等檢測，發現88張檢材上總計金額欄內的阿拉伯數字局部分別出現熒光反應不同、筆畫重描、起收筆異常、筆跡特征變化、筆順異常、筆痕、筆壓與其他不同、文字色料顏色有差別、整體布局不協調等異常反應。說明該部分字跡非一次性正常書寫形成，存在添改事實。可以判斷這些數字是由“1”改成“4”或“6”或“7”或“9”，或是在千位或萬位添加了“1”或“2”或“3”或“5”形成。鑒定意見：送檢的88張檢材總計金額欄目內的阿拉伯數字存在添改，修改金額為25.7萬元。該修改痕跡明顯的88份報賬單據的報銷時間從2007年9月起至2011年8月，經辦人均為趙某，簽批人均為夏某，報賬事由均為接待、聯系工作、會務費，有一份的事由為辦公用品支出。

綜上，上述由趙某單獨修改的報賬單經鑒定確定金額為148.4萬元。上述報賬單均經趙某逐一辨認并簽字捺印對修改方式和虛報金額予以確認。

10、證人夏某的證言證實，他于2007年3月至2011年11月在江津區交通局任主任，任職期間，趙某一直擔任財務審計科科長職務。2007年至2008年，粉房灣長江大橋、中渡長江大橋、西江大道三個工程在江津區交委和江津區某公司產生的協調費用應該在100多萬元。2009年至2010年，完善二級公路回購債務，江津區交委和某公司產生的協調費用應該在100多萬元。牽涉上級單位來檢查工作，需要相應對口單位人員出面對接工作，所產生費用最后都是到江津區交委或某公司報銷。協調費的報銷分為：一種是外單位的工作人員需對接上級部門，就到交委或某公司打借條借款用于接待，接待完后，趙某根據實際發生金額以經辦人的名義填寫報賬單據正常報銷；另一種是由接待人先墊資，接待完后接待人自己或委托趙某作為經辦人進行該費用的報銷。他安排過趙某單獨去協調上級單位或接待其他單位的工作，但次數不多。主要是為了江津區交通項目資金能盡快撥付，就安排趙某到重慶市相關部門去打點關系。在接待上級領導中會產生相應費用，都是直接由趙某處理，有些費用的產生及報銷的實際情況，連他都不真正知情，他只是負責在相應報銷單據上簽字審批，然后趙將其在交委機關或某公司賬上做平，趙某都是以招待費等名義填寫報銷單據報銷掉。趙某報賬的程序按照單位規定的程序應當由分管領導審核后交給他審簽，但在他安排趙某工作時，則由趙某直接填寫報賬單后交給他審簽。因為趙某報賬單據數量較多，可能有的細節沒有仔細看。他沒有核對報賬單后面所貼發票的金額。趙某曾給他匯報過，需要處理的協調經費較多，其中有一部分協調費的報銷單據趙某就交給丈夫戴某來填寫，由趙某直接拿給他審批簽字。

11、證人李某甲的證言證實，他于2011年11月到江津區交委任主任，主持交委全面工作，并且主管交委的財務工作。在他任交委主任期間，交委絕對沒有公款私存、沒有小金庫。上屆交委主任夏某與他交接工作時，也沒有小金庫。

12、證人周某甲的證言證實，1999年至2012年她在江津區某有限責任公司工作，開始時從事出納工作，2006年由趙某接替她擔任某公司出納。指揮部的財務工作人員就她和趙某，趙某從2005年指揮部成立以后，就擔任指揮部財務組長兼會計，趙某還擔任交委財務科長兼出納、某公司出納。她主要負責指揮部現金的管理，趙某任財務組長兼會計，主要負責指揮部的財務管理工作和審核做賬。在高速公路指揮部報賬的正規程序是需要分管領導審核，但是因為趙某是財務負責人，因此趙某填寫的報賬單即由夏某直接審簽。指揮部的駕駛員直接陪同領導外出的情況下報賬也可能是直接由領導進行審簽的。由于趙某是交委的財務審計科科長，戴某是趙某的丈夫，因此其二人報銷的報賬單她在報銷時均沒有進行認真審核。

13、證人張某甲的證言證實，趙某從2007年下半年至2011年以需要處理交委的接待費用為名找她幫忙虛開發票，她即找到袁某幫忙，具體開票金額、開票單位以及開票時間均按照趙某的要求進行開具。

14、證人袁某的證言證實，在2008年到2010年的時候，江津交委在江舟酒店算是消費大戶，每年差不多10萬元左右，2010年下半年后就很少在江舟酒店消費了。由她開給交委、某公司、江合高速、繞城高速這四家單位的發票中，有部分是該單位實際消費的，有部分是虛開的。之所以虛開發票是因為這四家單位的銷售代表是張某甲，張某甲和她是好朋友，虛開的這些發票都是張某甲求她幫忙開出的。每次開票她都是按照張某甲要求的開票時間、消費單位、消費金額和項目開具的。經查看2009年-2011年趙某在江舟酒店服務業專用發票，比照這些發票，和2009年至2011年交委、某、江合、繞城高速這四家單位的實際消費明細，共232315元，大概估算出虛開的金額至少是21萬元以上。她記得有幾次，她給張某甲開的發票金額比張某甲要求開的金額多了幾十塊錢或者少了幾塊錢，原以為這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張某甲都拿回來讓她重新開發票，必須要完全按照張某甲朋友的要求開數據。

15、證人匡某的證言證實，江津區交委在他經營的津糧酒樓有虛開發票的現象，一種是實際消費得少，但在索要發票的時候要求多開發票金額。即實際所付現金遠遠低于發票金額。二是有時沒有實際消費，也來索要發票，因為有些私人辦酒席不要發票，所以他們有一些留存的發票，有時單位的人來要發票，他們也給。江津區交委的趙某和戴某都在他這里虛開過發票，主要就是少消費多開票的情況。

16、證人趙某甲的證言證實內容與匡某證實內容基本一致。

17、證人張某乙的證言證實，在他2009年4月至2012年10月經營紫瑞酒店時，江津區交委的人經常到酒店來用餐。江津區交委的來消費后一般都是先簽單，之后他們再拿正式的發票去結賬。一般來結賬的人都是辦公室的人員，還有就是趙某、交委司機戴某也來開過發票。有虛開發票的情況，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消費得少要求多開發票，二是有時候沒有來消費，他們也要求開具發票。

18、證人刁某的證言證實，江津區交委在都市漁船酒店消費過，有多開或者虛開發票的行為，有時由財務人員來開發票，也有時是駕駛員來開發票。

19、證人李某乙的證言證實，江津區交委經常到鑫發酒樓用餐，趙某和戴某曾到江津區鑫發酒樓虛開或者要求多開發票。

20、證人朱某甲的證言證實，交委、某公司和高速公路指揮部的人經常在東園大酒樓吃飯，交委的財務科長趙某有讓她多開或虛開發票。

21、被告人趙某的供述證實，她的任職情況與任職文件一致。2007年下半年，有一次她報銷單位招待費用，在填寫報銷單據時忘記填寫大寫金額，結果主任夏某在簽字的時候也沒有注意，就在單據上簽字同意了報銷。她看見票據上大寫金額沒有寫，就在單據上改動了小寫數字并加上了大寫數字，并在票據后面將她添加金額的相應發票補貼了上去。之后她就是按照這個方法進行報假賬透錢。這種虛假報賬票據的經手人都是她。虛假報賬的票據都是她去江津城里各個餐館去買的，購買票據她還給了餐館8%的稅錢。其他人都不清楚她報假賬透錢的事情，只有她自己一人知道。報假賬最多的一次大概2萬元左右，少的時候也是幾千元。她是在江津區交委機關、江津區某責任有限公司、江津區高速公路指揮部這三個單位報假賬透錢。交委機關、某公司、繞城高速、江合高速報招待費的程序是先由經辦人填寫報賬單、然后交給具體安排這次消費的領導簽字，再交給交委主任簽字，然后到財務上報賬。江津交委在做接待或者應酬的時候，有重要的客人需要接待的時候，由交委主任負責接待；來交委聯系工作的客人，在具體工作涉及到副主任的情況下，就由副主任負責接待，然后副主任看誰有空，就讓誰負責陪同。因為財務科是由交委主任直接管轄，所以交委主任負責接待的時候會叫上她陪同參與，有時副主任接待的時候也會叫她陪同。交委的主任夏某在她這里拿現金，多的時候是幾萬，少的時候是幾千。夏某在她這里拿錢時因為有時有上級領導要到江津檢查工作，有時要到重慶去辦事。夏某拿錢不打借條，也從來沒有還錢給她或者交委，因為夏某已經把這筆錢用了。她都是到江津區的各個餐館開票據來把這賬目做平。江津區的津糧酒店、鑫發餐館、東園酒店、紫瑞酒店、江舟酒店等酒店都開過。她在江舟酒店開票據是找的張某甲，支付10%的稅錢，其他酒店都是在前臺收費處開，沒發生消費就開票的都給了稅錢的，津糧是支付的7%多點兒，鑫發是8%，東園是8%，紫瑞是10%。這些開票據都是沒有發生過真實的消費。她報假賬的時候，負責核實的領導是夏某，夏沒有發現過異常。因為夏某一般不參加接待，就算參加了接待也記不清楚花了多少錢，反正夏沒有說過她報的招待費有問題。她通過報假賬從交委透取了600萬元左右。她除了在交委機關外，還在某公司、繞城高速公路指揮部、江合高速公路指揮部虛報過費用。她是從2007年的時候開始虛假報招待費，直到2011年11月夏某離開交委才沒有再虛報了。虛假報賬的錢她陸續拿回家放在家中的保險柜中了。

（二）2007年12月，被告人趙某經請示原重慶市某區交通局、某公司領導同意，讓其丈夫某公司駕駛員即被告人戴某以經辦人的身份與其共同報銷上述單位的相關費用。2007年12月至2011年4月，趙某分別利用擔任原重慶市某區交通局、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財務審計科科長、某公司財務負責人職務上的便利，在經手報銷上述單位、公司的相關費用的過程中，指使戴某采取在《票據貼件單》“總計金額”一欄中僅填小寫金額，不填寫大寫金額，由她將票據交單位領導審簽后，再指使戴某將小寫金額進行填加、涂改的方式，虛增報賬金額進行報銷，并將虛增部分共同占有。通過上述手段，趙某、戴某先后8次騙取原重慶市某區交通局、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公共財物1.8萬元；先后17次騙取某公司公共財物4.7萬元，共計6.5萬元。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舉證、質證的下列證據證實，本院予以確認：

1、立案決定書證實，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檢察院于2012年10月21日對戴某涉嫌貪污立案偵查。

2、戶籍材料證實戴某的身份情況，與戶主趙某系夫妻關系。

3、勞動合同書證實，戴某分別于2006年2月1日、2009年2月1日、2012年2月1日與某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工作崗位為駕駛員，并于2012年2月1日起根據某公司安排，擔任江津區交委機關小車駕駛員。

4、《技術協作工作說明》、《鑒定文書》證實，對江津區檢察院提取后送檢的江津市交通局和交委、某公司114張票據貼件單逐一用體式顯微鏡、VSC5000文檢工作站進行顯微放大及熒光、紫外光、透光等檢驗，發現其中25份添改特征明顯。該25張檢材上總計金額的阿拉伯數字均為黑色墨料手寫而成，字跡清晰可見，具備鑒定條件。對上述檢材逐一進行顯微放大以及熒光、紫外光、透光等檢測，發現檢材上總計金額欄內的阿拉伯數字或其對應的大寫金額字跡出現布局不協調、筆跡特征變化、筆順反常、筆畫重描、文字色料顏色有差別、熒光反映不同等異常反映，說明該部分字跡存在添改事實。綜合檢驗所見，判斷這些數字是由“1”改成“4”，或是添加了“1”或“2”或“3”或“4”或“7”等數字形成。鑒定意見：送檢的25張檢材總計金額欄目內的阿拉伯數字存在添改。修改金額為6.5萬元。該修改痕跡明顯的25份報賬單據的報賬時間系從2007年12月至2011年4月，經辦人為戴某，簽批人均為夏某，報賬事由均為接待和聯系工作。其中戴某在江津區交委機關報銷的報賬單據8份修改痕跡明顯，該8份涉及通過修改小寫數字的方式虛增報賬金額為1.8萬元。其中戴某在某公司報銷的報賬單據17份修改痕跡明顯，該17份涉及通過修改小寫數字的方式虛增報賬金額為4.7萬元。

上述所涉鑒定的報賬單均經趙某、戴某辨認并逐一簽字捺印對修改方式和虛報金額予以確認。

5、證人夏某的證言證實，趙某曾給他匯報過，需要處理的協調經費較多，其中有一部分協調費的報銷單據趙某就交給丈夫戴某來填寫，由趙某直接拿給他審批簽字的。由戴某經手報銷的費用可能是在交委、某公司報銷。戴某作為駕駛員可能有報銷費用的情況，程序則按照交委一般工作人員報銷費用的程序辦理，即先由分管領導廖某審核簽字，再由他簽批。如果是戴某為了幫助趙某處理交委的協調經費而經手填寫的報賬單上應當只有他一個人的簽名。

6、證人廖某的證言證實，戴某作為某公司駕駛員，存在經手報銷費用的情況，報銷程序需他簽字復核后再交夏某審批。戴某交給他報賬的單據，他未留意報賬單上各要件是否齊備，一般就是看下小寫金額和事由、發票等項是否填寫，其他沒有注意過。

7、被告人趙某的供述證實，她覺得當時自己處理的協調費太多了，給夏某主任說她處理的協調費太多了，以后審計發現了不好說，是否可以讓她丈夫戴某作為經辦人來處理協調費，夏表示同意。她想自己修改金額沒有出事，讓戴某修改金額也不會出事，而且還可以得一筆錢，就讓戴某按照她操作的方式修改單據。操作方式是開始只填寫小寫金額、經辦人、時間，不填寫大寫金額，由她拿給廖某、夏某主任簽字，然后她把戴某叫她到辦公室，讓戴把單據上的小寫金額修改了，再填與修改后金額相對應的大寫，并貼上對應發票，最后由她在單位報賬并將增加的錢領回家。戴某開始的時候并不愿意這么做，說這么做危險，怕出事，不想參與這個事情。她逼戴某說，你只負責填寫和修改就行了，其他的不用管。

8、被告人戴某的供述證實，2007年，他進入某公司擔任駕駛員，當時他妻子趙某是江津區交委財務科科長。2008年的一天，趙某把他叫到辦公室，說交委有些費用需要處理，讓他填一些報賬單。趙某拿出報賬單讓他填寫，并且說在填寫的時候只填小寫金額、說明、日期及經辦人戴某，不填寫大寫金額。之所以不填寫大寫金額，因為趙說現在不填大寫金額，等交委主任簽批之后，由他把小寫金額改大，再添上修改后相對應的大寫金額，這樣就能向單位多報金額，從中牟利。他按照趙某的吩咐填好報賬單之后，就把報賬單交給趙某，由趙某交給交委主任夏某簽批。過了一段時間，趙某又把他叫到辦公室，把之前沒填大寫金額的報賬單拿給他，讓他修改報賬單上的小寫金額，再寫上修改后對應的大寫金額。他接過報賬單就看到交委主任夏某已經簽批了，就按照趙某說的方式把報賬單修改了，并將報賬單交給了趙某。修改報賬單中的小寫金額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修改小寫金額的第一位數字，第二種是直接在小寫金額的前面增加一位數字。報賬單中的報賬事由絕大部分不是真實發生的，是他和妻子隨便編造的，報賬事由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真實發生的。報賬單中的發票絕大部分是趙某去江津的餐館買的，也有部分是他去江津的餐館買的。江津區交委、某公司、繞城高速、江合高速這四個單位的負責人都是江津交委的夏某，趙某也是這四個單位的財務人員，趙報賬只需要夏某的簽字就可以了，所以他們從這四個單位透錢出來很容易。

（三）2007年下半年，江合高速公路指揮部、繞城高速公路指揮部搬遷至原重慶市某區交通局辦公大樓，原重慶市某區交通局為兩個指揮部統一購買了電器、家具等辦公用品，并在原重慶市某區交通局全額報賬。2007年7月，原重慶市某區交通局相關領導決定以購買辦公用品的名義在兩個指揮部重復報賬，所獲資金由趙某保管，用于原重慶市某區交通局的相關開支。為此，被告人趙某以采購辦公用品的名義，使用其購買的6張虛假發票，分別在兩個指揮部重復報賬，共套取資金44.433萬元。趙某在保管上述44.433萬元的過程中，利用擔任原重慶市某區交通局、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財務審計科科長職務上的便利，采取不入賬、不匯報等方式，致使上述財物脫離單位監管后將其占為己有。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舉證、質證的下列證據證實，本院予以確認：

1、會計資料、現金日記賬證實，2007年7月趙某在繞城高速公路指揮部、江合高速公路指揮部報銷購買辦公用品的費用共計44.433萬元。6份報賬所附的發票上均有趙某簽寫的“已收貨，送領導審簽”，以及夏某簽寫的“報”或者“同意支”。

2、與辦公用品重復報賬的發票代碼、號碼相同的發票證實，該6份發票號碼與趙某報賬所使用的發票號碼相同，但發票存根內容與趙某報賬所附發票內容不同。

3、重慶市某區國家稅務局（2012）年第6號普通發票真偽鑒定書證實，送檢的6份發票（即趙某在繞城、江合高速公路指揮部報銷的發票）經鑒定系假發票。

4、會計資料（臺賬、記賬憑證、發票）證實，2007年4月至12月期間，江津區交委先后報銷辦公用品購置費80萬余元。其中包含了為高速公路指揮部購買辦公用品的費用。

5、證人周某甲的證言證實，經她辨認，趙某使用發票號碼為00172788、02316178、00172784、00172787、02316197、00172791的6份發票在指揮報銷44.433萬元。

6、證人唐某的證言證實，2006年7月至2007年3月在高速公路指揮部任辦公室主任期間，高速公路指揮部未購買過辦公用品。

7、證人廖某的證言證實，他于2007年1月在高速公路指揮部任副指揮長，負責日常事務及財務管理，2007年下半年高速公路指揮部搬到交委新辦公樓辦公，搬過去時辦公設備已經采購齊全，高速公路指揮部并未單獨采購辦公設備。

8、證人夏某的證言證實，交委在搬遷辦公地點時一并為指揮部采購了辦公用品。因為交委采購新的辦公用品產生的費用較大，采用重復報賬的辦法，讓趙某在江合高速指揮部和繞城高速指揮部將這筆開支進行分攤，報銷單據的發票是趙某去找的。發票上的“報”“支”和“同意支”是他親筆簽的字。按照當時交委的想法是將辦公用品采購進行重復報出的錢，可能要用于處理交委協調費用開支，或者準備用于某個項目的協調費用。他不知道趙某當時具體是如何辦理重復報銷辦公用品費用，只是趙某拿了相關單據給他簽批，當時他好像也沒有問趙某這些單據時從哪里來的。他辨認過那些重復報賬的辦公用品單據，涉及的金額有40多萬元。他簽過字以后趙某應該是將這40多萬報出來了，不過因為他平時比較忙，后來好像就沒有問過趙某關于這筆錢的費用，趙某也沒有向他具體匯報過這筆錢到底是如何使用的。2011年11月后是李某甲接替他擔任交委主任，他沒有跟李某甲交接過曾安排趙某以報銷辦公用品的名義從高速公路指揮部報銷出來40余萬元費用一事。

9、證人李某甲的證言證實，他和上屆交委主任夏某在進行工作交接時由于當時江津區干部任命時間緊急，只是召開了一次見面會，沒有涉及具體工作交接。趙某和財務科其他工作人員沒有就交委曾在高速指揮部重復報銷辦公用品費用和趙某曾幫助相關村社申請公路養護經費并收取返還款的事情向他匯報過。

10、證人朱某乙的證言證實，2007年交委和高速公路指揮部在搬遷至新辦公地點時，由交委為指揮部統一購置了辦公用品。當時交委主要領導的想法是先由交委全額報賬，之后再由指揮部分攤費用。

11、證人陳某的證言證實，2007年下半年，交委、某公司、高速公路指揮部一并搬遷到新辦公地點辦公，搬遷時，交委領導安排由交委統一為某公司和高速公路指揮部采購辦公用品。

12、證人趙某乙的證言證實，2007年下半年交委搬遷辦公室時為某公司以及兩個高速公路指揮部統一采購了辦公用品，且采購辦公用品的開支由交委統一報銷。經他辨認單據，確認是江津交委搬遷新辦公樓時購買辦公用品的發票和報賬單（其中包括某公司、高速公路指揮部的辦公用具發票），賣家在2007年把購買的辦公家具送到他這里，在2008年初才將發票拿到他這里，然后他在發票上簽字，由他把這幾張發票交給交委財務科做賬。

13、證人彭某的證言證實，2007年高速公路指揮部搬遷至交委新辦公樓時未采購辦公用品，辦公用品已經由交委統一采購，指揮部在搬遷前后未大宗采購過辦公用品。

14、證人馬某的證言證實，發票號碼02316178以及發票號碼02316178的發票（即趙某用于報賬的其中兩張發票）是石柱縣大拇指超市五一店開出的發票，發票號碼相同并加蓋重慶市新藝家具有限公司的發票經辨認不是由該超市開具。

15、證人金某的證言證實，重慶商業統一發票：1.發票代碼150000721031，發票號碼00172787，2.發票代碼150000721031，發票號碼00172791，3.發票代碼150000721031，發票號碼00172784，4.發票代碼150000721031，發票號碼00172788這四張發票（即趙某用于報賬的其中四張發票）的發票代碼和發票來看，是她所在的重慶工貿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加油站的發票，但是從發票的內容、金額以及蓋章來看，不是加油站的發票，加油站的發票都是開的銷售的油品。這四張發票的存根聯是工貿加油站從渝北國稅局領取開具的發票的存根聯，是保存在她處復印的。發票存根聯上的品名、金額都是真實的。

16、被告人趙某的供述證實，2007年下半年交委在搬遷辦公地點時，為某公司及高速公路指揮部統一采購了辦公用品，采購的費用在交委的賬上進行了全額報銷。交委領導決定在高速公路指揮部再次將購買辦公用品的費用進行重復報銷，夏某問她的意見，她回答可以購買假發票來報賬，報銷后的錢用于交委作為協調經費開支。經夏某同意后由她自行決定具體報銷的金額。后她在一名姓汪的男子處以50元一張的價格購買了金額40余萬元的辦公用品發票。她使用上述發票填寫報賬單，交由夏某簽字后在高速公路指揮部會計周某甲處分幾次將40余萬元報銷，報出來的錢她保管于自己辦公室的保險柜內，未入交委的賬。上述40余萬元被她在日常開支中滾動使用，但使用后又通過報賬將40余萬元補充完整，因此總額并未減少。夏某對于她保管的該筆費用未過問。之后她發現40余萬元失去監管，便帶回家中。她對偵查人員提供的在兩個高速公路指揮部報銷的報賬單及發票進行辨認，確認共計報銷44.433萬元。

（四）2008年9月至2010年1月，被告人趙某以處理交通局相關費用為名，分別與重慶市某區先鋒鎮麻柳村村民委員會、重慶市德春農業開發有限公司、重慶市某區四面山鎮頭道村土地巖村民小組、白沙鎮三口村村民委員會的相關人員約定，由趙某協助上述單位從重慶市某區交通局（2009年12月更名為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申領公路維修資金，待上述單位收到公路維修資金后，再將其中大部分返還給重慶市某區交通局、重慶市某區江津委員會。2008年9月至2010年1月，趙某先后7次協助上述單位從重慶市某區交通局或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申領公路維修資金共計98.75萬元，上述單位按事先約定將其中83.25萬元返還給重慶市某區交通局或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趙某利用擔任重慶市某區交通局、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財務審計科科長職務上的便利，將上述83.25萬元采取不入賬、不匯報等方式非法占為己有。具體事實如下：

1、2008年9月至10月，先鋒鎮麻柳村村民委員會在重慶市某區交通局申領公路維修資金20萬元，按事先與趙某的約定將20萬元全部返還給重慶市某區交通局，趙某將該20萬元非法占為己有。

2、2008年10月至11月，重慶德春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在重慶市某區交通局申領公路維修資金10萬元，按事先與趙某的約定將其中7.5萬元返還給重慶市某區交通局，趙某將該7.5萬元非法占為己有。

3、2009年4月，先鋒鎮麻柳村村民委員會在重慶市某區交通局申領公路維修資金14萬元，按事先與趙某的約定將其中11萬元返還給重慶市某區交通局，趙某將該11萬元非法占為己有。

4、2009年5月，四面山鎮頭道村土地巖村民小組在重慶市某區交通局申領公路維修資金14.75萬元，按事先與趙某的約定將其中12.75萬元返還給重慶市某區交通局，趙某將該12.75萬元非法占為己有。

5、2009年7月至8月，白沙鎮三口村村民委員會在重慶市某區交通局申領公路維修資金15萬元，按事先與趙某的約定將其中13萬元返還給重慶市某區交通局，趙某將該13萬元非法占為己有。

6、2009年12月，重慶德春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在重慶市某區交通局申領公路維修資金10萬元，按事先與趙某的約定將其中7萬元返還給重慶市某區交通局，趙某將該7萬元非法占為己有。

7、2010年1月，先鋒鎮麻柳村村民委員會在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申領公路維修資金15萬元，按事先與趙某的約定將其中12萬元返還給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趙某將該12萬元非法占為己有。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舉證、質證的下列證據證實，本院予以確認：

1、交委提供的說明證實，2007年至2010年申請公路養護經費的程序是，由鎮街、村社交申請后，由交委的主要領導簽送分管領導，再由分管領導簽到工程科，工程科提出建議后交分管領導和主要領導審批之后再由財務科撥款。

2、關于先鋒鎮麻柳村的記賬憑證、江津區預算內資金付款委托書、收據、現金支票、取款憑證證實，先鋒鎮麻柳村于2008年5月、7月分別向江津區交通局申請公路養護經費，經夏某簽字同意2009年9月5日撥付20萬元經費，后先鋒鎮麻柳村于同年9月、10月分三次將20萬元取出。被告人趙某于2012年11月19日對付款委托書進行辨認，并簽字確認該20萬元即是付給先鋒鎮麻柳村的公路養護經費。證人夏某于2013年1月9日對該收據進行辨認并簽字確認“同意支”系其親筆所寫。證人闕某于2012年12月21日對上述三張取款憑證進行辨認并簽字確認三次共計取款20萬元已經全部返還給趙某。

3、關于先鋒鎮楊家店“8.11”事故相關情況的材料證實，2007年8月11日楊家店邊溝堵塞排危工程現場施工發生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傷，因未妥善處理賠償，原楊家店收費站2007年8月13日被事故死者家屬抬尸堵路，并要求賠償20萬元。當晚，副區長到達現場，并與先鋒鎮、公安局、安監局、交通局、博達公司研究處理意見，并經與死者家屬協商，最終達成賠償19萬元的協議。之后，趙某等人到夾攤信用社取現金10萬元用于賠償。

4、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出具的情況說明證實，關于處理楊家店8.11事故的費用，在交委和某公司的財務賬上均未對該事由的支出進行記錄。

5、重慶博達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出具關于先鋒楊家店8.11事故相關情況的材料證實，發生楊家店8.11事故后，經協商決定賠償死者家屬19萬元，博達公司沒有找到該事件任何代付款的記錄。

6、重慶市德春農業開發有限公司關于維修公路的請示、記賬憑證、江津區預算內資金付款委托書、收據、農業銀行存取款明細、現金支票證實，德春公司于2008年9月18日向江津區交通局申請公路養護經費15萬元，2008年10月30日交通局向德春公司撥付10萬元。11月1日上述10萬元到達德春公司賬上后，德春公司于11月10日支取9.998萬元（另20元為購買支票手續費）。

被告人趙某于2012年11月19日對付款委托書進行辨認并簽字確認該10萬元系其與謝某乙商量后撥付給德春公司的養護經費10萬元。證人夏某于2013年對收據進行辨認并簽字確認“同意支”系其親筆所寫。證人謝某甲于2012年12月18日對收據進行辨認，并指出收據是為了申請公路養護費由自己蓋章并交給謝某乙的。證人謝某甲對現金支票進行辨認并指出該99980元即交通局撥付的公路養護經費。

7、重慶市某區先鋒鎮麻柳村村民委員會關于公路維修資金的請示、記賬憑證、江津區財政局付款委托書、重慶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據、現金支票、取款憑證證實，先鋒鎮麻柳村于2009年3月29日向江津區交通局申請公路資金15萬元，經夏某簽批，2009年4月14日江津區交通局向先鋒鎮麻柳村撥款14萬元。后先鋒鎮麻柳村于4月、5月分兩次將14萬元全額支取。

被告人趙某于2012年11月19日對付款委托書進行辨認，并簽字確認該14萬元即是付給先鋒鎮麻柳村的公路養護經費。證人夏某于2013年1月9日對收據進行辨認并簽字確認“同意支”是其親筆所寫。證人闕某于2012年12月21日對現金支票進行辨認并簽字確認該11萬元即自己和黎某甲、劉世清一起取出并返還給趙某，取出的3萬元用于公路維修。

8、關于頭道村請求解決農村公路維修資金的請示、記賬憑證、江津區預算內資金付款委托書、取款憑證、現金支票、江津市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統一收據證實，經四面山鎮頭道村土地巖村民小組于2008年11月12日向江津區交通局申請公路養護經費，2009年5月11日交通局撥付14.75萬元，之后頭道村村委書記晏某將14.75萬元取出。

9、關于三口村農村公路維修資金補助的請示、記賬憑證、江津區預算內資金付款委托書、江津市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統一收據、現金支票、取款憑證證實，2009年6月25日江津區白沙鎮三口村村民委員會向江津區交通局申請公路養護經費，經夏某審簽同意后由交通局于7月20日撥付15萬元。后三口村村民委員會于8月1日將15萬元取出。

被告人趙某于2012年11月19日對付款委托書進行辨認并簽字確認該筆即是其與三口村胡書記商量后撥付的公路養護費15萬元。證人胡某、何某、張某丙辨認該收據，并確認該收據系由其三人交給趙某的。證人夏某于2013年1月9日辨認并簽字確認“同意支”是其親筆所寫。證人胡某于2012年12月27日對現金支票進行辨認，并簽字確認該15萬元即交通局撥付的公路養護經費，系其與何某一起取出來的。

10、重慶市德春農業開發有限公司關于公路維修資金的請示、記賬憑證、江津區財政局付款委托書、收據、農業銀行存取款明細、現金支票證實，2009年11月20日德春公司向交通局申請公路養護經費，12月18日交通局撥付10萬元的養護經費，12月25日的德春公司支取9.88萬元。

被告人趙某于2012年12月21日對付款委托書進行辨認并簽字確認該10萬元即自己和謝某乙商量以后撥付德春公司的。證人夏某對收據進行辨認并簽字確認“同意支”系其親筆所寫。證人謝某甲于2012年12月18日對收據進行辨認并簽名確認，收據是由自己蓋章后提供給謝某乙的，以及確認收據上經手人何洪江的名字是由自己編造的。證人謝某甲對現金支票進行辨認并簽名確認取出的錢就是交通局撥付的公路養護經費。

11、江津區先鋒鎮麻柳村村民委員會關于急需公路整治資金的請示、記賬憑證、江津區財政局付款委托書、重慶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據、現金支票、取款憑證證實，先鋒鎮麻柳村于2009年9月8日向江津區交通局申請公路養護經費25萬元，2010年1月4日交通局撥付15萬元，同年1月7日先鋒鎮麻柳村取款12萬元。

被告人趙某于2012年12月21日對付款委托書進行辨認，并簽字確認該15萬元即撥付給麻柳村的養路經費。證人夏某于2013年1月9日辨認并簽字確認“同意支”系其親筆所寫。證人黎某甲于2012年12月13日對該份申請進行辨認，并簽字確認該申請即是闕某要求自己起草并加蓋公章。證人闕某于2012年12月27日辨認，該12萬元取出后返還給趙某。

12、證人闕某的證言證實，他在2008年找到趙某提出想向交通局申請公路養護經費，趙某向他表示交通局有大量招待經費不好報銷，想通過在撥付公路養護經費以后由麻柳村向交通局返還大部分的方式來處理這部分費用。他答應后讓村主任黎某甲寫好公路養護費申請并加蓋公章連同收據一起交給趙某，過了幾天趙某告知他經費已經撥付，但因為楊家店在修涵洞時發生事故，交通局需要一筆經費處理事故，因此讓他將本次交通局撥付的20萬元全額返還，他遂從麻柳村賬戶上分三次將錢取出并在趙某辦公室交給趙某。之后2009年趙某主動找到他提出以同樣方式由交通局撥付公路養護經費給麻柳村，麻柳村在留下一部分維修公路后將剩余大部分返還交通局。他按照2008年第一次的方式將申請交給趙某，并在交通局撥付經費14萬元以后將其中11萬元返還給趙某，剩下3萬元用于維修公路。2010年麻柳村再次以同樣方式向交通局申請公路養護經費15萬元，并向趙某返還12萬元，剩下3萬元用于維修公路。闕某在筆錄中對三次通過趙某申請公路養護經費后返還的相關書證進行了辨認并予以確認。

13、證人黎某甲的證言證實，麻柳村于2008、2009、2010年分別向江津區交委申請公路養護經費，2008年申請的20萬元費用因楊家店修涵洞發生事故的原因，全額返還給了交通局用于處理事故。另二次經費按事前約定大部分返還給了交通局。基本內容和闕某的證言相印證。黎某甲對三次書面請示進行辨認并確認系由他草擬。

14、證人謝某乙的證言證實，她于2000年至2011年擔任先鋒鎮紀委副書記、書記。堂弟謝某甲開辦了重慶市德春農業開發公司，謝某甲找到她希望幫忙聯系交通局以申請公路養護經費，她與交通局趙某聯系后，趙某表示在撥付了養護經費后要返回一部分給交通局以處理協調經費。謝某甲答應后，她在2008年、2009年分別將德春公司的申請和收據轉交趙某，在公路養護經費撥付后，返還款也由謝某甲交給她轉交趙某。2008、2009年交通局均分別撥付10萬元公路養護經費給德春公司，德春公司分別返還7.5萬元、7萬元給趙某。

15、證人謝某甲的證言證實，他開辦德春公司后，因為公司連接村鎮的道路需要修整，遂找到堂姐謝某乙，讓謝某乙幫忙向交通局聯系看是否能撥付公路維修經費。謝某乙聯系后告知交委可以撥付公路養護經費，但德春公司收到后要向交委返還一部分以處理交委的協調經費，除開返還部分德春公司可以自己留下一部分用于維護公路。他答應后即按照要求將申請和收據通過謝某乙轉交。在交通局撥付了公路養護經費之后，他將錢取出，并按照事先約定將撥付的費用中的大部分通過謝某乙返還。他聽謝某乙說過，錢是返還給了交通局的趙某。2008年、2009年交通局均分別撥付10萬元公路養護經費給德春公司，其中2008年返還7.5萬元，2009年返還7萬元給交通局。

16、證人晏某的證言證實，大概在2009年，四面山鎮辦公室主任周某乙找到他商量，說交通局有十幾萬元的賬不好處理，想通過向村里撥付公路養護費的形式處理。之后他在周某乙的帶領下到交通局找到趙某商量此事，并以土地巖村民小組的名義向交通局遞交了公路養護經費的申請和收據，之后收到交通局撥付的14.75萬元養護費。他在收到養護費的次日將錢全部取出，并與周某乙一起到交委辦公室返還給趙某，趙某從上述14.75萬元中取出2萬元交給他，其余12.75萬元由趙某留下。經他辨認《重慶市某區頭道村土地巖村民小組關于請求解決農村公路維修資金的請示》，確認這份文件由他蓋章后交給周某乙。經他仔細辨認江津市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統一收據，他確認該收據系他填寫并蓋章之后交給周某乙。

17、證人周某乙的證言證實的內容與晏某的證言一致。

18、證人胡某的證言證實，2009年6月左右，他通過江津區糧食局局長劉學榮得知可以向交通局申請公路養護經費，即與村主任何某、村文書張某丙一起在劉學榮的介紹下與趙某見面并商量公路養護經費事宜。趙某告知他因交通局開支較大，有筆費用不便于處理，要通過撥付公路養護費后再返還給交通局的方式處理這部分費用。他答應后與趙某商量由交通局撥付15萬元，返還趙某13萬元。之后他將蓋好章的申請與收據交給趙某。公路養護經費到賬后，他取出15萬元，并在江津區一餐館內將13萬元交給趙某。

19、證人何某的證言證實，他和胡某一起與趙某商量申請、撥付、返還養護經費的過程以及趙某告知返還養護費的目的與胡某證實的情況一致，同時撥付經費的金額以及返還的金額、具體返還的地點等均與胡某證實的情況能夠印證。

20、證人夏某的證言證實，趙某在交委向村社、鎮街撥付公路養護經費的過程中主要作用是轉賬撥款。但交委有不通過正規程序申請公路養護經費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趙某即作為經辦人辦理申請公路養護經費的手續，其中頭道村、三口村、麻柳村、德春公司向交委申請公路養護經費即是由趙某直接辦理的，但交委撥付費用后他不清楚費用的使用情況，也不清楚趙某是否收取返還的公路養護費用來處理交委的協調經費，他從沒指示趙某來辦理這樣的事情。在2008年楊家店修涵洞發生事故后，交委有向博達公司借款支付賠償費用，但具體系由趙某經辦。交委不存在小金庫。

21、證人朱某乙的證言證實，交委撥付公路養護經費的程序，與交委出具的情況說明一致。

22、證人黎某乙的證言證實，交委撥付公路養護經費的程序，與交委出具的書面說明一致。趙某作為財務科有可能直接作為撥付公路養護費的經辦人，不用經過工程科。頭道村、三口村、麻柳村、德春公司沒有經過交委工程科申請公路養護經費。

23、證人李某甲的證言證實，上屆交委主任夏某在和他進行工作交接時，由于江津區干部任命時間緊急，他和夏某主任只是召開了一次見面會，沒有涉及具體工作交接。趙某和財務科其他工作人員沒有就交委曾在高速指揮部重復報銷辦公用品費用和趙某曾幫助相關村社申請公路養護經費并收取返還款的事情向他進行過匯報。

24、被告人趙某的供述證實，她多次收受他人給予的公路養護費返還款共計83.25萬元。夏某主任和其他領導沒有批準她以收取他人公路養路費返還款的方式來處理交委不方便開支的費用，是她自己的主張。因為當時單位關于公路養路費用的管理制度不是很健全，所以她覺得以交委需要處理一些不方便開支的費用為由，與別人商量申請公路養路費并收取別人公路養路費用返還款的方式比較方便，不容易被發現。她把這83.25萬元返還款陸續拿回來后都是先放在辦公室，與單位放在她辦公室的現金混起來滾動使用，但返還款的數額一直是那么多，并沒有被實際使用，也沒有入單位賬上，失去了監管，后來就陸陸續續被她拿回家歸自己所有了。在麻柳村的闕某提出要申請公路養護經費時，她提出交通局開支大，因而產生了不好處理的賬，要通過向麻柳村撥付公路養護費后由麻柳村自己留一部分用于維修公路，剩余的大部分返還給交通局用于處理不好報銷的賬。闕某答應后，將申請交給她，并由她負責辦理具體的手續并撥付經費。以該種方式麻柳村分別于2008年、2009年、2010年先后三次向交委申請公路養護經費，其中2008年申請的20萬元，因交通局在楊家店修涵洞時發生事故，需處理事故，交通局即先找博達公司借款用于支付賠償款，之后趙某再讓闕某返還公路養護費來沖抵這部分支出。2009年申請14萬元后由麻柳村返還給她11萬元，2009年申請15萬元后由麻柳村向她返還12萬元。2008年8月左右，她向曾在麻柳一起工作的同事謝某乙（當時是先鋒鎮的紀委書記）提出交委想走點費用。謝某乙說有個親戚辦了德春公司，可以向交委申請公路養護經費，然后公司返還一部分給交委，這樣交委可以走點費用，公司也可以得一筆經費。經過商量，決定把申請的金額定為10萬元，德春公司自己留2.5萬元，剩下的7.5萬元返還給她。然后她向夏某主任匯報，夏同意向德感辦事處的紅豆村公路撥一筆養護經費。過了幾天，謝某乙到她辦公室并交給她德春公司的申請和一張10萬元的收據。她將申請拿給夏某主任簽了字，之后交委財務就向德春公司打了款。她和謝某乙商量，由交委向德春公司撥付養護經費并收取返還款的情況有兩次，每次都是撥付的10萬元。這兩次的操作辦法是一樣的，一次是返的7.5萬元，還有一次返的是7萬元，兩次一共是14.5萬元。她沒有給夏某說過收取返還款的事情，也沒有給交委其他領導說過。她兩次收到謝某乙的返還款都是先拿回交委，作為現金使用，但是由于這14.5萬元沒有進交委的賬，失去了監管，過了一段時間她就將14.5萬元拿回家中，占為己有。2009年上半年，在交委辦公室，她對四面山鎮辦公室主任周某乙（她和周某乙曾在石蟆工作）說，交委需要處理一筆費用，用于到上級單位協調工作的經費，不能通過正規程序報賬的，問周能不能在四面山找一個村來向交委申請公路養護經費，等收到經費后再從經費中返還部分給交委。沒過幾天，周某乙打電話說聯系到四面山鎮頭道村來辦這個事情。然后她向夏某主任匯報，夏同意向四面山頭道村撥一筆養護經費。過了一段時間，四面山鎮頭道村的晏某向她交了一份申請書和14.75萬元的收據，她和晏還商量了返還的比例。經她交給夏某主任，夏在江津區預算內（外）資金付款委托書上簽字同意了，然后交委就向頭道村的賬戶撥了14.75萬元。在交通局把14.75萬元經費打到頭道村賬戶上后的一天，周某乙和晏某來到她辦公室，把裝有14.75萬元的袋子交給她，她清點后就拿出2萬元給晏某作為頭道村的公路養路經費。她收到晏某的返還款之后，先是放在交委辦公室一段時間，因為這筆錢沒有進交委的賬，也沒有人監管，她就把這十幾萬元錢拿回家中，占為己有了。她通過江津區糧食局局長劉學榮聯系到了白沙鎮三口村，并經劉學榮介紹與三口村書記胡某見面，見面后她告知胡某在撥付養護經費后通過三口村向交通局返還其中的大部分經費的方式來處理交通局的協調經費。胡某答應后，約定交通局撥付給三口村15萬元，由三口村返還交通局13萬元。后胡某將蓋章的申請和收據交給她。她向夏某匯報三口村申請養護經費的事情并取得夏某同意。在交通局撥付款項后，胡某按照約定在江津區一餐館向她返還13萬元。她把該款拿回家占為已有了。

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事實

被告人趙某及其丈夫戴某的資產為：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檢察院在偵查過程中，依法扣押、凍結了現金741.975萬元、銀行存款502.893059萬元；房產4套，共計投入人民幣67.807048萬元；車輛1臺，投入人民幣39.9萬元等財產及查明的消費性支出共計人民幣31.9419萬元；房屋裝修款人民幣15萬元，共計折合人民幣1399.517107萬元。

上述財產中，被告人趙某與戴某貪污犯罪所得282.583萬元。其他能說明財產來源的有：趙某2000年1月至2002年9月在移民局的收入11.8371萬元、2002年11月至2012年9月在江津區交委的收入40.007695萬元、2005年至2012年在高速公路指揮部的收入12.59325萬元，趙某的丈夫戴某2006年1月至2012年8月在某公司的收入11.32758萬元、2006年至2012年在高速公路指揮部的收入7.74825萬元，戴某1985年至2001年經營客貨車收入280萬元，趙某購買國庫券、國債收入30萬元，趙某買賣房屋收入36.2412萬元，趙某保管他人現金2.9337萬元，參加高速集團和會計學會會議會務費7.3萬元，銀行利息30.35191萬元，戴某在2001年-2005年跑長途貨運的收入37萬元，趙某2003年2月在交委領取住房補助2萬元，趙某于2003年-2012年在江津區交委報銷的出差伙食補助費3.4704萬元，戴某在某公司報銷的洗車費共計1.8萬元，趙某、戴某在江津區交委領取的生日福利、家屬優撫金等收入共計1.49萬元。以上合計為516.101085萬元。前述趙某和戴某的總資產與二人犯罪所得及能夠說明來源的資產之間差額600.833022萬元趙某不能說明來源合法。

2012年9月11日，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檢察院偵查人員到重慶市某區交委通知被告人趙某到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檢察院接受調查。2012年9月12日，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檢察院在戴某處扣押前述現金、存款和房產證外，還扣押手鏈2條、手鐲2副、項鏈2條、戒指3枚。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舉證、質證的下列證據證實，本院予以確認：

1.趙某及其家庭成員財產總額人民幣1399.517107萬元的證據如下：

（1）現金類：扣押決定書、扣押款物清單。

（2）存款類：銀行查詢凍結匯總表、銀行查詢記錄、扣押的存單。

（3）1984年-2012年江津相關收入和支出數據。

（4）機動車銷售統一發票。

（5）《私有房屋所有權登記申請表》、《說明》、《情況說明》、《房地產登記申請及審批表》、《契稅完稅證》、《江津區物業專項維修資金專用收款收據》、《銷售不動產發票》、《江津區物業專項維修資金專用收款收據》。

（6）被告人趙某、戴某的供述。

2.被告人趙某能說明來源的財產折合人民幣516.101085萬元的證據如下：

（1）重慶市某區移民局關于趙某工資獎金及其他收入情況說明、《趙某在區交委歷年收入匯總表》及情況說明、《趙某在區交委歷年收入分月匯總表》、《趙某在交委歷年收入明細表》、《工資發放清冊》、《工作餐補助發放表》、《建設銀行代工清單》、《年終一次性獎金花名冊》、《津貼補發表》等，趙某在江津區高速公路指揮部收入情況說明及附表。

（2）戴某在江津區高速公路指揮部收入情況說明及附表。

（3）重慶市商品房買賣合同及所附發票、權益轉讓書、江津區移民局出具的說明、證人李某乙的證言。

（4）《關于表彰2011年度交通工作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的決定》、獎金發放表、記賬憑證、財政授權支付憑證、區交委退休人員津補貼發放表、中國銀行歷史交易明細清單、江津區交委委托中行代發工資清單、個人業務交易單、查詢魯丙超個人工資表。

（5）重慶市交通會計學會出具的情況說明。

（6）銀行查詢凍結匯總表、銀行查詢記錄、扣押的存單。

（7）《住房補助申請》及《情況說明》。

（8）被告人戴某的供述及證人王某、戴某等的證言。

（9）被告人趙某的供述及證人證言。

本院認為，被告人趙某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單獨或伙同戴某多次騙取、侵吞公款共計282.583萬元；被告人趙某的財產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對人民幣600.833022萬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源，差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分別構成貪污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依法應予處罰。在共同貪污犯罪中，趙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趙某歸案后尚能認罪，退出全部贓款，酌情予以從輕處罰。被告人戴某與國家工作人員趙某勾結，利用趙某職務上的便利，多次共同騙取公款6.5萬元，其行為已構成貪污罪。在共同貪污犯罪中，戴某起次要作用，系從犯，且退出全部贓款，依法予以減輕處罰。戴某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本院予以宣告緩刑。被告人趙某及戴某貪污所得財物及趙某不能說明來源的巨額財產，依法應予以追繳。公訴機關起訴指控趙某、戴某的主要犯罪事實和罪名成立。對于趙某及其辯護人提出附機打發票的報賬單沒有修改的辯解及辯護意見，經查，報賬單上有修改或添加痕跡系經司法鑒定確定，且趙某的供述及夏某的證言均證實，夏某簽報賬單時并沒有仔細審查附在后面的發票情況。認定趙某修改報賬單的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對該辯解及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對于趙某及其辯護人提出重復報銷的辦公用品費和養護費返還款共計120萬余元系代管的辯解及辯護意見，經查，趙某重復報辦公用品費用，雖經夏某同意，但在報出費用后并未向夏報告，在夏與李某甲交接工作后亦未向李某甲報告，使該公款脫離監管被個人非法占有。對于養護費返還款，趙某幫助相關單位獲得公路養護費后要求相關單位按約定返還，趙某將返還款不入賬、不報告，直接占為已有。以上事實足以認定趙某主觀上具有占有公款的故意。故對該辯解及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對于趙某及其辯護人提出趙某貪污罪系自首的辯解及辯護意見，經查，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檢察院于2012年3月在辦理江津區交通委員會原副主任廖某受賄案時，發現趙某及丈夫戴某在銀行的賬戶存款數額異常，辦案人員將趙某從交委辦公室通知到檢察院接受調查，趙某對貪污罪行未作如實供述，在辦案人員發現趙某經手的報賬單有添加、修改痕跡后，趙某才供述自己貪污罪行，故本案趙某歸案不屬自動投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沒有自動投案，在辦案機關調查談話、訊問、采取調查措施或者強制措施期間，犯罪分子如實交代辦案機關掌握的線索所針對的事實的，不能認定為自首。本案中，偵查人員已發現趙某經手的報賬單上有修改痕跡，結合已發現趙某、戴某二人賬戶異常，懷疑趙、戴二人可能報假賬據為已有，涉嫌貪污，屬于辦案機關掌握的線索所針對的事實，因此趙某交代其貪污罪行不構成自首，對該辯解及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一）、（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四十七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趙某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沒收財產三十萬元；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處沒收財產三十萬元。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9月11日起至2028年9月10日止。）

二、被告人戴某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緩刑三年。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三、被告人趙某、戴某貪污所得贓款共計282.583萬元予以追繳，發還重慶市某區交通委員會；對趙某不能說明來源的財產差額部分600.833022萬元予以追繳，上繳國庫。扣押款物，由扣押機關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檢察院負責處理。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　判　長　盧俊蓮

審　判　員　蔣學武

人民陪審員　劉玉梅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書　記　員　劉國慶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